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

    延安海拔约2500英尺,是历史上外族由蒙古入侵渭河流域必经之地。数千年来,那里经历了几百次激烈的战争。本世纪以来,在中国国土上再没有别的地方像延安那样遭到连续不断的战争,因而变得那样贫穷。土匪和地主都跑了,来到这个理想的游击战场躲避的是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军官。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两个星期之后,1939年9月间,我又来到了延安。周恩来已经飞往莫斯科,表面上是为中国寻求更多的援助,但也可能是去了解纳粹德国同苏联签订条约之后斯大林的政策有哪些改变。

    毛泽东仍旧住在窑洞里,但已经改成了新式的窑洞,有三间屋子:书房、卧室和客厅。墙都刷白了,地面铺了砖;屋里还有女人的小摆设,那是毛夫人添加的。不过富裕的迹象也就到此为止。我发现毛泽东还只有两套制服和一件棉衣。他根本没有个人的财富。战争的岁月没有使他有多少改变。他不再过食不果腹的日子,也比以前胖了一些。他的头发剪短了,身上照旧穿着普通士兵的制服。他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奇怪混合体,既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又通晓人情世故,这是少见的。他和过去一样,相信他的共产党最后会在中国取得胜利,他仍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通宵工作。

    从保安来的老战士,总是问我觉得从上次访问以来,延安有了什么改进。这个问题初听起来好像是一句反话。实际上,延安是一个不算很小的城镇,也是我所见到的唯一的完全毁于空中轰炸的城镇。日本仅仅在一次这样的轰炸中,就花费了几百万日元。但是,就连这个遭到重重破坏的延安,仍比过去大有改进。乐观主义成了延安人经久不变习惯,他们把乐观主义当作精神盔甲穿在身上。“延安比保安好,是不是?”毛泽东问。“给我们时间。假如我们照现在的速度继续改进,到1945年我就可以拿些东西给你看看。自从1936年你访问以来,我们在各方面都有所进步。”必需承认,当时他们的日子是过得好一些了。他们的军队增加了三倍或四倍,正在几千英里长的防线上保卫这个新区。他们不再被完全封锁,与中国其他地区不相往来。

    在城墙外面,一座新城正在兴起。沿着峭壁的背阴里,数百幢新房排列成行。一层层新开的窑洞张着打哈欠似的大嘴,在山坡上排列数英里之长。大约有四万人从事战时的各项工作,整天从窑洞中进进出出。他们的智谋和勇气令人钦佩,也许还会令人不安地预示着这种居住方式早晚会在全世界普及,因为轰炸机正在绕着地球飞行呢。

    毛泽东现在可以比较安全地继续实现他那加强灌输马克思主义的计划了。这项计划吸引了数以千计的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使农民群众为革命作好了准备,同时把他们组织起来抵抗日本。正是在这个时期,这些赤色分子实际上掌握了华北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权。共产党人实际上变成了流动的、有武装的、四处出现的宣传队,在几十万平方英里的地区内传播革命的道理。他们使几百万农民第一次接触现代世界。对于青年和妇女(赤色分子始终争取的对象),他们宣传的个人自由和个人的重要作用,而这一切对青年和妇女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

    随着政治改革,也带来了经济和社会变化。在妇女方面,规定了一夫一妻制、结婚法定年龄和婚姻自由、免费教育、年满十八岁有选举权。这一切都得到了惊人的反应。许多妇女被选进村和镇的委员会;大量的年轻姑娘担负起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任务。物质条件改善了。矿井和原始的工业正在发展。陕西的棉花、羊毛、兽皮、植物油和粮食的对外出口有了顺差。工业和生产合作社可以满足老百姓和军队的许多需要。消费合作社的货架上摆满了农业人口起码的生活必需品。由政府控制的物价比别的地方低30%到40%。边区政府在动员本区所有身强体壮的人参加耕种的运动中,开垦了二十万英亩的荒地。当地的自卫队、驻军、学生和“官员”都参加了这项工作,连银行工作人员也不例外。有天早上,我看见边区政府银行停业一天,全体人员都出去收割庄稼。全区的粮食自给自足。

    一家新成立的出版社正在为前线和后方出版书籍、杂志和报纸。许多外国书已经译成中文。毛泽东、朱德、洛甫和其他领导人的选集发行了普及本,此外还有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军事和政治书籍,以及自然科学、美术和文学作品的翻译本。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高级人士都在这里住过,并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过一段时间。凡是在延安山区战时成立的各学校受过训练的,今天都享有老战士的声望。毛泽东在这里制定的战术、战略,经过不断的实验和完善,后来在第二次国内战争(1946-1949年)中得到贯彻,终于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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